作品相关介绍_世界四大评级公司(4/5)
2008年，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该报告认为，在全球四十五个样本国家中，中国的国家健康指数列第十三位——不仅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还高于法、德、日等诸多西方发达国家。
在该课题组负责人杨多贵的印象中，那是中国第一次将各国数据纳入本土的评级体系之中。如今，他们正在计划出版第二本。“在美国这个体系下，你就是他的打工者。中国过去的战略投资和外贸理念是，越多越好。这种发展，是西方的一个圈套。在西方的体系里，你永远跳不出他们的掌。他是老师，你玩不过他们。”杨多贵说，“用毛主席的话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关于话语权，他说：现在你不做，未来过十年八年，当你需要当裁判的时候，你还当运动员呢，肯定不行。
杨多贵称，他所阅读的书籍中，《货币战争》令他印象深刻。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国际金融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了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中国需要对此警醒。
为了建构自己的评价系统，该课题组的另一位研究员周志田甚至翻看了《黄帝内经》。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成了过街老鼠，甚至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自身也开始反思。”课题组成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这样说。
课题组最终选择在2009年底做出“建议”。据江涌回忆，“当时欧洲在做金融监管改革，反思信用评级体系，我们正好借此机会相呼应。国内从去年起，也开始形成了一股思潮。”
“起初，我们还是沿着他们的思路在走。”关建中坦承。结果总也找不到问题核心，仍然只在具体指标上修修补补，甚至发现问题也不敢做大突破。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才调整思路，转而去发现寻找它们的原则问题。”关建中说。
“信用评级本身也要信用”
在中国加入WTO的开始阶段，媒体还曾热衷于描绘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图景。而现在，被视为“崛起”的中国准备对国际规则发表自己的看法。
上海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曾总结过中国学术界与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曾在“复制”西方知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阶段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必须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我们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他说。
大公国际下一步的计划是，今年将评级国家从50个扩展到80个，明年再扩展至150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向大公国际购买该国家信用评级报告；美国证监会在今年4月否决了大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申请，这也意味着未来短期内，西方国家不会成为大公国际报告的买主。
课题组也有自己的期待：希望国家能在“十二五”规划前三年，“扶持起一家有能力进军国际评级市场的本土非国有控股自主品牌评级机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尝试挑战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地位的，不止一个中国，也不止一个大公国际。很多小国都做过，包括新加坡，但都没有撼动过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地位。”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专家，向松祚对于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何时能被国际金融市场接受，并不乐观。“中国本土评级公司做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能否被认可，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尽管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争夺国际信用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