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介绍_世界四大评级公司(3/5)
对“违约”概念的阐述，只是大公重新构建评级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核心思想是，一国的政治理念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意味着该国的融资能力强弱，进而决定信用的高低；但大公认为，一国的财富创造能力、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才决定着债务偿还能力。”关建中说。
他的观点概括而言是，西方的标准是政治性的；而大公的新思维则更加看重国家层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西方主流评级机构至今还在坚持他们的评级思想、理论、方法，这才是最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关建中强硬反驳。“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三大评级公司用唯心主义来解释信用全球化之下的实际情景。而大公，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说。
“中央背景”的课题组
虽然关建中始终在跟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划清界限，但大公国际这一耗时五年、投入不菲的企业行为，恰好与中国政府近年来日渐苏醒的“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意识不谋而合。
在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公布之前半个月，新华社下属报纸《经济参考报》上刊载了“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议”一文，一个有中央背景的权威课题组浮出水面。
除了课题组组长是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巡视员吴红担纲之外，顾问团还有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等人。
自2007年成立以来，这一“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一直沉在水下，直到今年6月25日在《经济参考报》公开发表建议报告。该“建议”称，课题组是“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为目的”，“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
“建议”中所列的第一条原则是：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迷信。
课题组成立后给大公的自建体系工作提供了很多改进意见。据课题组副组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回忆，他和关建中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下十几次。
课题组同样也认为，三大评级公司是站在“他们”国家的利益上来制定评级标准的，而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股权渗透正在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
早在2003年，三大评级公司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江涌就受有关部门之托，开始研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并向中央呈送过多份报告。
“最近这三年，三大评级公司对国内评级机构、企业甚至政府的渗
透更深入，而且还通过赎买的方式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其规模甚至超越了政府的数据库。”江涌对这些年的态势变化深表震惊。
从《黄帝内经》寻求灵感
在大公国际和课题组之间，立场与目标一致，也有较为充分的交流。不过，双方都认为各自是彼此独立萌芽、发展的两条脉络。
2005年大公国际成立国家风险研究部时，关建中最核心的出发点是，参与国际评级业务、占领国家信用评级制高点，是发展成“一个国际、国内知名的评级公司”的必要条件。
而2003年“有关部门”要求江涌研究国际评级公司课题，时值三大评级公司之一“惠誉”刚刚通过与本土评级机构“中诚信”合作进入中国市场；4年后成立级别更高、背景更权威的课题组时，三大评级公司与国内评级机构的股权合作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已经被打上“严峻”的标签。
“表面上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关建-->>